最后一包盐

星期四早上七点四十分，我把卷帘门往上推的时候，听见铰链里卡着的铁锈碎成粉末落下来。门框上沿那根弹簧已经松了，抬到一半就歪着，得用肩膀顶着才能继续推。门底下擦过水泥地的声音像个破锣，隔壁洗衣店的老周探出半个头，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。 店里还是那样。左手边那排货架上，第三格放着六袋鸡精，四瓶老抽，五包醋。每一瓶我都记得是什么时候进的货：那批醋是二月三号，送货的司机说路上下过雨，箱子底下湿了一大片。我把它们搬进来的时候，手指冻得发僵。那天下班后，我用抹布把每瓶醋的外壳都擦了一遍，为了让它们看起来新一些。 柜台后面的墙上贴着那张蓝色收据，是父亲1998年盘下这间店的时候，从税务所拿到的第一张发票。纸已经黄透了，压在玻璃板下，边角皱得像老树的皮。收银机是台二手的，零钱盒的卡榫坏过一次，我用回形针别住了。每天早上我都得用指头把那根回形针拨正，才能把钱盒抽出来。这件事我做了六年。 六年前的秋天，我爸把钥匙搁在这张柜台上，说“交给你了”。他那时候已经站不住了，脚肿得穿不了鞋，坐在收银台后面那把藤椅上，膝盖上盖着一件军用大衣。我看见那把藤椅的面子烂了一个洞，露出里面褐色的藤条芯子，像一根旧骨头。他没说什么“好好干”之类的话，就拍了拍我的手背。他的手很凉，指甲缝里还嵌着货架上积的灰。 上个月底，我姐从深圳打来电话，说养老院那边催了好几次。她说“你总不能让他在那儿等到死吧”。我没吭声。挂掉电话以后，我站在店门口看了二十分钟的街。巷道里有人遛狗，小孩骑着滑板车窜过去，楼上的窗户晾出一床格子被罩。那条街还是老样子，只是电线杆上贴满了装宽带的广告，被风吹得翘起来一角，啪嗒啪嗒地响。 我把最后一箱盐从货架上搬下来，放在门口的地上。纸箱的一角被老鼠咬过，露出里面一小袋盐，封口已经开了，盐粒漏出来，在水泥地上洒出细细的一线。我没扫它。 隔壁老周走出来，站在两家店中间那根消防栓旁边抽烟。他看了我几秒钟，烟头往鞋底按了一下。“真的不做了？”他问。我说嗯。他没再问，转身走回去了。 关卷帘门的时候，我弯下腰，把门底下那把U型锁挂上。关门那一瞬间，门缝里漏进去的光线正好落在玻璃板下面那张蓝色收据上。我松开手，门哐地一声落到底。最后那一个动作——手指松开锁扣时，指甲缝里滑过一道冰凉的触感，像那年我爸的手背。 我直起身，把钥匙从锁孔里拔出来。钥匙在手里还带着点温。那根铁门的弹簧已经在铰链上锈断了，但我没告诉买店的人。这间铺子从他走进来到签完合同，他碰过的东西只有那张桌子、那把藤椅和那台坏过的收银机。他没碰过那根弹簧，也没碰过那块门框上的铁锈。 我把钥匙揣进口袋。手伸进去的时候，指尖碰到一个塑料袋，里头装着三张蓝色收据，是从玻璃板下取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们带出来。但那三张纸在口袋里蜷成一团，硬邦邦的，像三根碎掉的骨头。